会刊精选
对话CEO:Andrew Conway(安德鲁·康威)       
2020-04-08

2019年对于会计师以及他们的客户来说严峻的一年。现在让我们坐下来一同与安德鲁·康威向2019好好告别,并为迈向2020做好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作者:Maja Garaca Djurdjevie

问题:
2019年对公共会计师协会(IPA)和很多会计师来说都是充满挑战的一年,您认为2019年对您最重要的事是什么?或者您认为在2019年里影响到会计师的因素有哪些?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会计行业在今年早些时候的联邦选举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希望我们不要把自己视为未来联邦竞选活动的中心。回顾2019年时,应考虑如何划分我们在上一年完成的事, 并思考怎样才能把它们作为未来发展的基础。对我来说,暴露出来的是我们进行了一种浅薄的尝试,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事物上,这就是对这个行业的不信任。我回想起那些助长侵权行为的税务代理文章,这恰恰说明了这个行业在某些方面缺乏尊重。我指的是当时的反对党领袖比尔·肖顿(Bill Shorten)及其评论。我更想说的是,人们其实已经强烈感受到需要尊重这个行业,要确保行业内能真正地就成员的最大利益进行沟通,甚至是双向沟通。在我看来,专业机构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职责就是切实有效地参与并听取成员的意见。至于金融服务问题,我想我们已讨论过金融咨询服务和会计师的豁免政策。

问题:
您在沟通方面一直很积极,能就这点谈谈您的想法吗?
18个月来我一直在与会员们探讨这个问题,会员们表示他们希望能采取行动,希望政府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因此我们一直在代表会员发出倡导,向政府提出我们认为非常有利且连续的政策理论去说明市场现状。因此我认为这种真正的双向沟通是至关重要的。

专业机构不能只是简单地宣传他们认为对会员最有利的东西,发布一个又一个有关该行业未来发展的出版物;专业机构需要停下来,倾听会员,就像我们正在做的这样。如其他很多工作一样,我们的这份职业非常容易自我满足,认为自己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而我们需要的是更加强大的洞察力,哪怕只是简单地对小型事务所的会员说一句“是什么让您夜不能寐?能和我说说吗?”当我们有了这样的洞察力后,我们就能向政府阐明一个更强有力的改革方案,提供一个更清晰的政策立场,而不是简单地说“这是我们的想法”。如果要我将其归结为一点,我认为就是强调尊重的重要性,利用我们的地位来创造影响力。现在我希望我们能逐步建立并扩大我们的影响力,当会员们在我们的身后说“是时候了,我们要行动了”时,我们能提出一些新的思想。

问题:
您提到了会计师豁免政策,去年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您最近采访了养老金、金融服务与技术部副部长、参议员简·休姆(Jane Hume),请问您对已取得的成绩感到满意吗?我们是否能期待改变即将会发生呢? 在过去的18个月里,会员们表达了“我们知道这会很困难,但我们仍然希望你们能尝试一下”的愿望,这就是我们接受它的原因。考虑到金融服务业和银行业拥有的皇家委员会的背景,我认为了解政府的规范非常重要。目前公众对金融服务业的信任度和信心非常低,我意识到政府当然不能降低要求,我认为我们提出的建议是明智的,它的确提高了标准。我们不把它归为会计师豁免政策,实际上我们将其视为基于合格会计师定义的新会计师许可制度。我们认为向政府提供建议十分重要,可以确保我们的会员有能力向客户提供建议。更重要的是,客户和我们的会员一样,都在为此大声疾呼,否则他们将面临巨额费用,且无法有效地从会计师那里获得相当基本的建议。我们认为这是明智的选择。

当我们观察SMSF初创企业数量变化时,就会发现市场的明显问题。自未来财务建议(FoFA)发布以来,SMSF初创企业的数量在过去几年里减少了逾25%。我们认为有必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已向政府提供了所有的解决方案,已与其他机构的同事重新接洽并合作。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虽然解决方案还未发表,但我们已有了很好的进展,取得了合格的会计金融服务执照,并得到了其他两个机构的支持。我希望政府能面向会计行业发表声明,表明这是正确的做法。并且我们希望能在今年年底为会员和客户们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问题:
您认为政府是否倾听了会计师和IPA的游说工作?您对这种关系的发展方向满意吗?
我对我们与政府建立的关系总体上是满意的,准确地说是与所有国库部部长建立的关系,这对我们十分有益。我们已从国库部部长处得到了非常强烈的回应,并与他们建立了友好的工作关系,同样的还有助理司库和副部长简·休姆。助理司库表示,他和政府人员都非常重视税务代理人的角色,我认为这对我们很有帮助。实际上,我今天早上还与税务代理人进行了交谈,他是IPA的新会员。他表示:“这真的很鼓舞人心,这是政府首次明确肯定我们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认为,我们的工作是要向政府表明,税务代理人正在采取积极措施,我们需要理解他们的立场,尊重他们的工作,并尽我们所能来支持他们。

另外提到尊重,我认为当代理总统表示会计行业正在助长侵权时,该行业受到了严重打击,它确实触及了我们已存在数百年的职业道德的核心。并非说行业之中没有害群之马,当然有,但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与监管机构联手,帮助他们积极摆脱困境。但是给我们的行业贴上这样的标签,是有失公道的。

问题:
IPA的业务范围已远远超出澳大利亚和英国。您能谈谈目前IFA的情况如何吗?英国会计行业的状况如何呢?目前英国有很多问题,他们的情况如何?我们如何将其与这里的情况进行比较呢?
英国会计行业的状况与澳大利亚极为相似。2019年10月31日之后,英国脱欧的最后期限将至,围绕这一事件产生了很多经济疑问,小型事务所尤其面临着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通过与英国会员的接触,我们了解到他们不断地接到客户的电话,咨询“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在澳大利亚,我们也面临着一些经济阻力,只是程度较轻。就低工资增长和生产率下降而言,这些信号并不都那么乐观。我认为就商业不确定性的总体水平及其对会计师的影响方面,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这种改变让英国站在了咨询业务的前沿。另一个相似之处是,英国税务海关总署(HMRC)大力推动税收数字化,我们在澳大利亚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

当我们谈到技术在职业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我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有些人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是会计的末日;而我认为,人工智能只会在我们的全球职业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尽管人工智能十分先进,但它永远不会取代情商。我们作为顾问,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创建更有效的交互平台,但最终我们还是要坐在客户对面,尽管可能通过一个虚拟平台,我们也要依赖会计的情商来与客户沟通。

问题:
明年IPA的计划是什么呢?您对2020年有何期待?
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围绕会员的参与,保证我们能真正代表会员的观点。我认为有几件事需要考虑,其中一项尤其与ATO有关。我们正在推动对其治理结构进行审查,这并不是说要对现任税务署长克里斯·乔丹(Chris Jordan)不敬,但税务专员是一个非常重要且权利日渐增大的职位,我不确定只让一个人来领导这个职位是否明智。我们看世界各地其他的司法管辖区,比如英国税务海关总署(HMRC)是由大约7名法定专员组成的小组。当然,有人担任主席,但其结构是扁平化的。我认为这很重要,这不仅仅是为了改变而改变,这实际上将使ATO文化向更加深远且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为了推动这个项目,需要对其治理方向进行审查。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在乔·霍基(Joe Hockey)担任财务主管时,提出了一些关于扁平化结构的建议,但自那之后,这些建议就再没有被提起过。提出这个项目可能不会让我在ATO中大受欢迎,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根本上的必要转变。成立负责任的小组,主要向议会报告,将有助于其运作方式。

我们还将继续大力推动会计师的金融服务许可的发展,重新向会计师们开放该市场,更重要的是向客户开放。我们还将基于白皮书的基础,坚定地围绕小企业生产力项目来提高生产力的增长。最后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小型事务所和会计师的心理健康。

问题:
那么在IPA内部,您有什么期望呢?
从IPA内部结构的角度来看,我希望协会能继续成长。刚开始时,我们有17000名会员和学生,现在我们大约有38000人,而且还在逐年显著增长。我们已增强了会员服务并且让会员加入管理层。另外,我们也正在研究如何从根本上提供一种更精简的会员体验,并实现实时参与,最后,我们还将数字化公司内部的知识体系。所以,今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认为成为IPA的一员真的很令人兴奋。

问题:
在我进入IPA工作后,我发现会员们都很喜欢这个协会,也很喜欢您,对此您有什么想说的吗?您是如何在会员中维持这种家庭式的环境呢?
我不想淡化这点,我认为这是IPA与其他机构一个根本的区别。我不是对其他会计机构或协会提出批评,但当你参加IPA的活动或与IPA的会员接触时,你会感受到一定的文化影响。IPA会员对我们的品牌感到由衷的自豪,也对此充满热情。我们坚持这一点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希望尊重会员,这不是刻意的,尽管有时我们可能在政策立场上存在分歧,但我们也尊重所有会员的观点。所以我们从不认为会员支持我们是理所应当的。经常有会员对我说“我还记得刚入会时你第一次打电话给我的情景”或者,“你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上面写着你的手机号码,说你已经把我的号码存在了手机里。”这种小事我到现在还在坚持,实际上今天早上我做了一堆这种小事,我认为这些都很重要。我想,在文化方面,如果我作为CEO能做到这一点,我期望每个团队成员都能做到。当我们与每个会员接触时,能做到真诚的交流,而不是只把他们当作每年都要交会费的人。

我认为尊重是最基本的,是文化的驱动力,你不能制造它,也不能移植它。非常幸运的是,我们拥有优秀的董事会,我们的董事会对协会的意义有非常清晰的认识。我们的主席达米安·摩尔先生(Damian Moore)也曾受到一位记者的挑战,这位记者问:“IPA主席和CEO决定放弃他们的个人时间带会员代表团去英国,这很奇怪,您肯定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吧?” 达米安回应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在IPA,你可以接近管理层,可以接近CEO,我们的工作就是带你四处转转,我们想为你增加个人价值。”所以我认为,真正能说明问题的是这种源自董事会的文化。作为协会,我认为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并且我们会不断改进,提高文化氛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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