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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委员会(AASB)新任主席       
2011-10-09

访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委员会(AASB)新任主席凯文.史蒂文森(Kevin Stevenson)

问:您会将哪些工作经验带入新的AASB主席一职?

答:我在公共执业领域的财务报告和准则制定方面都有超过30年的工作经验。前者职务包括担任普华永道的技术合作伙伴,同时也是普华永道国际资本市场部门大客户合伙人。我也参与了不同时期国内会计准则制定,与澳洲相关决策机构共同研究准则制定,包括澳大利亚会计研究基金会(AARF),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委员会(AASB),紧急问题小组(UIG);还与国际准则制定机构保持有密切关系,包括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及其常设解释委员会(SIC)。现阶段,担任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的技术部主任和国际财务报告事务委员会(IFRIC)的主席。

问:您在诸多决策机构任职,请问全球准则制定取得了那些成就?

答:事实上,我们取得的成就要远远超过IASB成立之前的想象。使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这一技术语言,你可以在绝大多数国家畅通无阻,甚至在一些程度上,美国也是如此。

问: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答:从机构的角度看,我们需要做更多工作让美国完全采纳IFRS,并争取在2011年,实现绝大多数国家采取IFRS。

从公共部门和非盈利部门角度看,我们还要走很长的路,现今的该领域工作仅局限于非常少数国家。而且我们的任务还包括协同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委员会(IPSASB)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CB)两个机构的工作。

从国内看,我们还需要加强与国际的联系,面对问题,共同出谋划策,分享理念。

从专业技术角度看,我们要更广义解释专业信息,提供关键热题或技巧。我们还需改革概念框架,并梳理哪些与IFRS完全一致。

问:澳大利亚的国际地位如何?

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们的决策制定伙伴—与其他的国家一样在采取IFRS上经验丰富,在公司报表的具体应用中,比任何国家都要多。我们在IASC, IASB和G4+1集团(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新西兰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地位和角色,保证了我们在决策制定的领先地位。

但是这些只是属于过去取得的成就,我们还需要在2010年和今后通过重要改革实现核心的地位。我们将致力于IASB和IPSASB下一阶段的发展。

问:在您看来,相对早于其他国家采用IFRS有哪些利弊?

答:考虑到我们自身的利益,决定早日采用IFRS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的知识随着IFRS的正规及非正规发展及衍生也可以不断增长。后采取IFRS的国家,在IFRS的非正规惯例要求下,很难掌握IFRS实务。任何通用会计准则(GAAP),无论是书面的还是非正式的,都来自于实践经验。IFRS的非正规惯例本身已经很宽泛。目前,至少我没有看到采用2005年的澳大利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对等条例(AIFRS)的弊端。

问:您如何定位制定者,审计师和使用者对IFRS的接受程度?

答:我认为人们都已开始接受会计准则全球统一化的不可避免性,尽管全球金融危机显示出我们并不需要成为应付全球挑战的国际玩家。但是,变化终究是令人不快的。我们需要引起更多关注。

相比较其他国家在金融危机下受到严重影响的金融体系,澳洲的财务报告系统的风平浪静显得十分有趣。在这些国家,会计和公允价值的职能非常不明晰。这些不明晰恰恰是我们,也是IASB的问题。

问:在决策的前方道路上还有哪些挑战?

答:我希望看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同努力推进私有企业、公共部门和非盈利部门国际标准决策的一体化。

我认为我们解决当前财务报告问题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是其中一部分,还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为之贡献才智。

IASB申请国数字的增加,使得IASB框架应至少有效融入一个地区通用系统当中。这其实指的是AASB在亚太地区的一个职能,及其在决策联合机构:亚洲-大洋洲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组平台(AOSSG)的地域作用。


原载澳大利亚国家会计师协会《国家会计师》2009年8--9号, 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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